两道间隔不足1米的防盗门，将裹着烟味儿的喧闹和城郊静谧的夜死死隔开。

　　数十名赌客围坐在椭圆形的赌桌前。银铃“叮”的一声：买定离手!花花绿绿、额度不等的筹码被拍在桌上。叫牌声、哀叹声、咒骂声和手掌打在桌面的声音，混杂在百余平米的房间里。

　　这是常见于澳门赌场的“百家乐”赌局。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江苏无锡、昆山、太仓等地，这样的场景却在地下赌场中上演。

　　每把不到1分钟的牌局，有人一次就甩出几万元，有人输掉全部存款后当场借钱买码。酣然下注的赌客并不知道，这些看似热闹的赌桌，实则是一个“围猎”的陷阱。

　　庄家做局，叠码仔(为赌场拉客的人)抽成、荷官控牌、牌托陪玩。赌场操控着每局的输赢，“有的场子一天赚了400多万。”

　　赌场藏身写字楼，层层暗哨文身男撑场

　　“是不是你的一手客人?之前赌多大?都在哪赌过?”

　　出发前，自称在赌场有股份的孙哥，盘问起客人的情况。“咱们做这个，要保障场子的安全，不靠谱的客人不能带。”

　　暗访调查中，新京报记者以叠码仔身份与赌场搭线，另一名记者则假扮赌客。在确认记者要带的“赌客”靠谱后，孙哥通过微信发来一处定位地址：沿沪大道与一条无名断头路的交叉口。

　　地图显示，该位置属于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距离上海市辖区仅3公里，周边除了一家面粉厂和一处名为“尧谷国际”的建筑物外，无其他标识可循。

　　7月17日晚10时许，按照定位导航，新京报记者从苏州市区乘车，沿京沪高速一路向东，一小时后到达定位地点。记者注意到，这处丁字路口，周边多是设有围挡的工地，鲜有车辆和行人经过。

　　孙哥在电话中指挥记者往面前的无名路深处走。步行约300米，穿着白色镶有金边图案套头衫、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孙哥向记者招手。

　　孙哥和一名中年男子打量了记者几眼后，两人默契地一前一后，带记者进入路旁一处院落，随后拐进地下停车场。

　　地图显示，这里是尧谷国际中心，是一栋商用写字楼。停车场内，两辆黑色轿车堵住了电梯口，车里坐着四五名健壮男子。

　　孙哥向车里的人打招呼，“有客!”一人随即下车，带记者一行进入电梯，其余人仍守在电梯口。

　　带路人十分警惕，在电梯里和记者相互打量，一言不发。电梯升到顶层12楼。这里灯光昏暗走廊狭窄，没有其他人走动，只能听到鞋底和地板的摩擦声。

　　带路人在一间白色房门前停下，连敲三下，房门从里面扭开。带路人和记者进门后，发现面前还有一道房门。直到一行五人全部进去，第二道门才被打开。

　　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被四张赌桌切割。地上铺着地毯、墙壁粉刷一新。西侧一角，放着换码的柜台。赌客、叠码仔、看场的文身男，30余人聚在一起，让这处隐秘的空间热闹起来。

　　7月下旬，新京报记者暗访进入苏南多地的4家赌场发现，这些隐蔽的地下赌场都十分警惕，为了防范“风险”，他们拒绝“不会玩”的生人进场，还会在外围设层层暗哨，屋里屋外也装满监控。

　　新京报记者曾进入位于昆山玉山镇的一处地下赌场，因未换筹码参赌被怀疑，次日，记者再次联系上线时，对方拒绝再带记者进场。在进入无锡市招商城路的一处赌场前，记者被先后两次换车，连过3道暗哨后，才得以入场。

　　

　　昆山花桥区的地下赌场内，10余名赌客围在一张赌桌前。 　　入场两万起，有人一小时输掉20万

　　昆山市花桥镇的赌场有规矩，入场最低换码2万元。

　　新京报记者观察发现，在这家赌场，20多名赌客中，手握10万以上筹码的不在少数，有人一把就下注5万元。

　　这是常见于澳门赌场的“百家乐”纸牌赌局。赌客可随意押注“庄”或“闲”，荷官开出两副牌，点数大的一副赢，庄家按注码杀赔。

　　赌桌前的电子屏里记录着过往的牌路，下方标注着该桌的下注限额。正开局的3张赌桌，最低下注分别是1000元、2000元、3000元 ，最高每把可下注20万、30万元。

　　“叮”的一声，荷官拍响面前的银铃，买定离手。赌客们将花花绿绿、额度不等的筹码压在赌桌的“庄、闲”两区。一张赌桌上5名赌客，全压庄，下注一万多筹码。

　　荷官从牌盒里划出两张牌依次翻开，“闲9点。”随即将另外两张牌发给下注5000元的女赌客，让这位下注最高的赌客开牌。

　　第一张牌是“2”，赌客们激动起来，“三边、三边!”女赌客将纸牌换着边掰着看，“6点。”

　　“又输了!”赌客们纷纷哀叹。此时已是深夜近12点，一位赌客打电话说，“再转给我3万块钱。”挂断电话后，转身把自己的红色号牌交给赌场的工作人员，“再帮我拿3万的码。”

　　曾在澳门赌场工作的方杰(化名)向记者介绍，号牌是赌场为记录赌客的输赢设置的，来时换了多少筹码，走时输赢多少，赌场都根据号牌记账。

　　现场借钱，在赌场早已司空见惯。“这都是小钱。”方杰说，来苏州、无锡、昆山等地赌博的客人，不乏做生意的老板，他们此前常去澳门赌博，今年因疫情澳门不通关，便有赌客来到这里赌。

　　同桌的赌客似乎没有被这通借钱电话所打扰，他们盯着赌桌和牌路，盘算着下一把的投注。下注、发牌、杀赔，每分钟重复一次。荷官面前，装着四副扑克牌的牌盒，很快便见底了。

　　与其他围满了赌客的牌桌不同，房间内另一张赌桌上，只坐着一名上海口音的中年男子。赌场的工作人员拒绝旁人在此下注，“这包桌了”。也就是说，这张赌桌上，只能该男子一人下注。

　　记者观察到，这名中年男子每把下注3万到5万元，连输两把后，他撕掉手中“不争气”的纸牌。愣了几秒后，又换了5万元的筹码。

　　之后的赌局里，男子赢下几把2000元的小注，看牌运回来，就又开始下大注，来回十多把，5万筹码又输干净。记者注意到，从这名男子进入赌场到离开，不足1小时的时间里，其至少输掉20万元。

　　新京报记者在苏南地区4家地下赌场调查发现，一晚输掉数十万元的赌客并不少见。位于太仓浏河镇的赌场，还模仿澳门赌场，在大厅中隔出一间贵宾厅，专门接待下大注的赌客。“玩得大的客人，一晚上输掉百万也很正常。”孙哥称。

　　

　　江苏太仓浏河镇一家地下赌场的筹码和号牌。 　　荷官做手脚牌托陪玩，赌场“包杀”一晚进账数百万

　　酣然下注的赌客并不知道，自己是入了圈套的“猎物”。

　　从晚上8点开张到凌晨两点，昆山花桥镇的赌场内，赌客们进进出出，最终仅剩记者所在的赌桌还有赌客。边上一位女赌客多次暗示记者跟注，“你看我又赢了，你怎么不跟我下呀。”

　　见记者带来的“赌客”没动静，孙哥有点不耐烦， “你的客人怎么回事，到现在都没下注啊。现在就剩他一个客人了，不行的话，赶快带走吧。”

　　事实上，这个赌桌还坐着7名“赌客”。按照孙哥的说法，除了记者带来的“赌客”外，其余6人，都是赌场的“牌托”。

　　在赌场工作过的方杰透露，这些牌托都是赌场花钱雇的，任务就是“带客人下大注”。

　　一位常带客去赌场的叠码仔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个说法。他称，每一个地下赌场都有牌托，赌客少时，他们就坐下烘托气氛，真赌客来了，他们就有人让座，其他人则坐在旁边引导客人下注。

　　新京报记者在无锡招商城路的地下赌场暗访时，曾听到赌场的工作人员责问一名叠码仔，“赌场找一个牌托都500块钱呢，客人输这么少，赌场都亏钱的。”

　　除了牌托，这些赌场更大的陷阱来自赌客面前的“美女荷官”。

　　多位帮地下赌场拉客的叠码仔告诉记者，赌场里发牌的荷官，都是从东南亚请来的“专业人士”。

　　一位曾开设赌场的人士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牌桌上作弊手法很多，荷官手一动，就能把牌换掉，专业的人操作很少有人能看出来。甚至有的牌桌上，扑克牌是药水泡过的，戴上配套的隐形眼镜，就可以看到牌面。“十赌九输?是逢赌必输。”

　　与记者熟络后，孙哥对此也不避讳。“咱们这场子是’包杀’的，不可能让客人赢，人家(荷官)有技术，你根本看不出来怎么作弊的。”

　　靠着“包杀”的手段，赌场只要有叠码仔揽客，便可“坐享其成”。孙哥向记者透露，在记者离开昆山花桥镇的赌场几天后，那里去了几位大客户，赌场一天就获利80万元，“这还是小场子，接大赌客的场子，一晚上能赚400万。”

　　在孙哥眼中，这些“一本万利”的地下赌场开起来并不难，不到10万元就可以买齐设备，但有一点，“必须关系硬。”孙哥称，赌场要经常变换地点，还要靠关系提前知道什么时候有检查，好及时带着客人转移。

　　

　　无锡市招商城路附近的地下赌场内，一名荷官正在发牌。 　　澳门叠码仔拉客抽成，遭遇赌场“黑吃黑”

　　孙哥在聊天中向新京报记者透露，苏南一带，此前就有地下赌场。疫情期间，一些无法去澳门赌博的赌客被赌场盯上，通过叠码仔把他们拉来，由此，近几个月，当地的地下赌场也多了起来。

　　赌场通过在澳门开档口(赌博公司)的人，或在澳门赌场工作过有赌客资源的叠码仔招揽赌客，“一个赌场，能找到两三个这样的人帮你，就不愁客人。”孙哥坦言，因为“包杀”，这些赌场在当地赌客中口碑极坏，只能不断招揽外地赌客来玩。

　　为此，赌场甚至给叠码仔开出少则四五成，多则7成的返利作为回报。

　　专职帮无锡、太仓、上海等地赌场带客的阿超称，仅无锡一个赌场，每天就有5辆车专门从酒店或机场接送客人往返赌场，有的客人一人赌资就超过百万元，而带客的叠码仔能拿走70万元。

　　方杰告诉新京报记者，高额的返利，让很多此前在澳门做事的叠码仔，大张旗鼓地在朋友圈招赌：“澳门去不了，来苏州、无锡、昆山、太仓，接待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方杰称，他的朋友圈里，这类招赌的消息3月份开始出现，至今未曾间断，还有叠码仔打出“安排酒店、车接车送”的服务。方杰曾统计，他在澳门时的百余位微信好友中，至少有60人发过招赌消息。

　　曾在澳门开档口的阿超，今年6月回到江苏帮朋友的赌场拉客。他称，几个叠码仔带客参赌，半个月的时间，就从他朋友的赌场赚走了一百多万。

　　

 

　　一名帮赌场揽客的叠码仔在朋友圈发布赌场消息。 　　然而，在这个“以赌做局”的隐秘江湖里，除了被围猎的赌客，拉客的叠码仔也常常遭遇“黑吃黑”。

　　黄庆(化名)曾在澳门赌场做事，疫情期间，他两次带着赌客到太仓浏河镇的地下赌场，赌客输掉数万元后，上家承诺的6成返点，却一分未给。“别看抽成这么高，有时候上家说给你吞了就吞了，一分钱也拿不到。”

　　“说是场子被警方打掉了，钱没法结。”黄庆称，当地的“规矩”是，赌客离场立刻返现，说赌场被端，其实就是要黑叠码仔的钱。

　　他的遭遇并非孤例，在一个有着数百位在澳门工作的人的微信群里，时常有人发出拿不到抽成的消息。“你带输赢几万的客户去，赌场给你返成，你带个大客户去，输了100万，你真能拿走70万或者50万?”黄庆愤愤不平，“这些人都不靠谱，他们黑你你也不敢报警。”

　　黄庆的预料不错，他曾带赌客去的位于浏河镇的赌场，并未被警方打掉。他被“黑”掉抽成的次日，新京报记者进入该赌场，场内热闹依旧：叠码仔在码房和赌桌之间穿行，赌客们酣然下注、面带微笑的荷官一次次敲响面前的银铃，“买定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