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感染者郭某明(男，54岁)、王某等(女，54 岁)在疾控部门对其二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故意隐瞒行程和接触史，严重妨害了追溯病毒源头、查找密切接触者、阻断传染途径等防控工作。

　　4月12日，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对郭某明、王某等立案侦查。目前，公安机关已采取强制措施，将依法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我国1997年修改后《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的一个具体罪名，该罪名是一种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犯罪。根据刑法规定，我国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主张的主流观点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犯罪构成要件如下：

　　1.犯罪主体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已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的犯罪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所实施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会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后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3.犯罪客体

　　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是指国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管理秩序，这里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犯罪对象是不特定的人或者公私财物。所谓不特定性是指刑法中的危害行为侵害的犯罪对象或者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先无确定性，行为人对此既无法预料也难以控制，它反映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本质特性。

　　4.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的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故意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权，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那么是否只要是隐瞒接触史就会构成此罪呢?本罪的罪与非罪界限应当重点把握以下两方面：

　　1、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能否达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这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与否的关键，也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应当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或者危害后果是否具有不特定性;二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能够给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造成严重侵害的威胁状态。所谓的“严重侵害的威胁状态”对于人身权来讲是指足以造成重伤、死亡的威胁状态;对于财产权来讲通常是指足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10万元以上的威胁状态。当这二方面都具备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才具有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危险性或者紧迫性，本罪就成立。

　　相关法律

　　《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115条第1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